1949年后

　　乌鲁木齐维汉之间

　　地理位置让乌鲁木齐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一个新疆中心城市的样貌，也让这个城市从一开始不得不回答整个新疆最本质的问题：如何协调、引领这个拥有丰富内心的文化体，平稳地应对时代不断提出的革新要求，构建更现代、更美好的新疆精神体系和生活体系

　　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乌鲁木齐)

　　很多人初到乌鲁木齐，走在城区的大部分地方，会有些失望，他们总会抱怨看不到太多异域风景。与中国众多省会城市一样，这里拥有宽敞的马路，层层叠叠的立交桥，以及现代化风格的楼宇。

　　这其实是一个错觉。作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首府，这是全疆独一无二的特大城市，人口超过300万，除了维吾尔族、汉族等13个世居民族，这里还生活着至少47个少数民族。

　　当走进南城，去二道桥地区转转，你会立即感受到少数民族的异域风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是高鼻深目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朋友。二道桥位于乌鲁木齐城市南部地区，是维吾尔族聚居区，这里巴扎林立。在维吾尔语里，巴扎是“集市”之意。

　　二道桥附近的巴扎已有至少120年的历史，它原本是维吾尔族人自发形成的一个露天市场，杂乱而又富于生机。从2000年开始，市场周围的一些老房子被拆迁，几座新的市场相继建起，其中2003年落成的国际大巴扎成为乌鲁木齐的地标、新疆的著名旅游景点。 在当地导游的口中，有一句话：“假如没去过二道桥，没去过国际大巴扎，就等于没到过乌鲁木齐。”

　　当地朋友说，在新疆，像伊犁和喀什等地，算是二号城市，但无论人口和城市规模，都相比乌鲁木齐小了很多。在1949年之后，乌鲁木齐作为自治区首府，迅速生长，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新疆各地各族商贸和文化精英聚集于此。

　　“禁止汉族男性干部和本地各少数民族女子结婚”

　　段蔷已经80岁，一头白发，在脑后扎成小髻，唇下须髯尺把长，也是银白，飘逸。眉眼间透着精神，一身粗布衣褂，他住在乌鲁木齐城北一处别墅小区里近600平方米的三层楼，有些空荡。

　　这个1934年出生于山西的老者，1949年来到新疆，定居至今，目前是新疆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新疆最著名的传统曲艺艺术家。

　　这天阳光正好，他坐在一楼临窗的工作室里，认真制作着一把早已失传的维吾尔传统乐器。粗具形态的乐器，呈半月形，看起来像一架稍微变形的西洋竖琴。他这些年，经常到新疆各地的乡镇里去，与那些维吾尔人聊天，寻访即将失传的乐器制作工艺。

　　他还搜集了几大本的维吾尔民歌，有的词曲俱全，有的只留下曲调，他都一一整理，在他看来，这些民歌，记录着维吾尔人的历史和心灵。

　　“维吾尔族人士能歌善舞，也善于将生活见闻和某一刻的心情唱出来。”段蔷说。多年来，他早已会说一口流利的维语，这让他无论是在乌鲁木齐，还是在南疆最偏远的维吾尔族村庄，都能很快成为维吾尔人健谈的朋友。

　　1949年，他15岁，着迷于王洛宾的《达坂城的姑娘》《阿拉木罕》《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歌曲，这年9月6日，他看到西北野战军一野一兵团文工团(即后来的新疆军区文工团)征兵的消息，立即背着小提琴，参军了。

　　10月8日，段蔷乘苏联援助的小型飞机到达省会迪化，1955年迪化改名乌鲁木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成立了新疆省人民政府，制定了“新疆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的施政方针。

　　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地方，除了培养和启用本地的各族人才，大量的汉人也在此时拥进新疆，他们高唱着建设新疆的口号。段蔷是其中一员。

　　初到新疆的那年冬天，零下40度，段蔷却不觉冷，很兴奋，他眼前的迪化，没有什么高楼。

　　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满足新疆政治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大批内地的复转军人、知识青年、干部、农民来到新疆工作。1949-1961年间， 新疆净迁移人口就达 187.72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口，且男性比重较大，各民族混居现象日益普遍，族际婚姻的发生频率升高。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晓霞多年研究民族通婚问题，她说，伊斯兰教有严格的宗教内婚的规定，在古兰经里有这样的话：“你们不要娶以物配主的妇女，直到她们信道。已信道的奴婢，的确胜过以物配主的妇女，即使她使你们爱慕她。”男子可与有经人(即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女子)通婚，女子只能在教内通婚。如果要与信仰不同的异民族通婚，一般是穆斯林男子可以娶异族女子，因为根据父系制原则，女子从夫，改信夫方的信仰或遵循夫方的宗教生活习惯当属自然。而穆斯林女子不能嫁异族男子，要嫁，男方必须先举行入教仪式成为穆斯林方可。

　　那时对于汉族与其他民族的通婚，包括汉族干部与穆斯林妇女的通婚问题，新疆在政策或法规上还没有明文规定，只要不影响民族团结，是可以成婚的。

　　可由此引发的问题也多了起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要求应慎重对待族际婚姻。

　　1957年2月27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重申：“禁止汉族男性干部和本地各少数民族女子结婚。”在兵团也有类似的规定。那时段蔷已经是新疆某文工团的团长，手下一百多号演员，几乎都是维吾尔族，他们在一起排练，毫无隔阂。期间，段蔷结识了一位维吾尔族姑娘，两人相爱。却因为兵团的规定，段蔷无法和心爱的维吾尔族姑娘结婚。

　　后来，一些其他原因，段蔷被划成右派，坐了牢。多年后，等他出狱，才知道深爱的维吾尔族姑娘，已经在多年前，上吊自杀。这让他痛心不已，此后，他一直将那位姑娘的半身照片放在书架最醒目的位置，一直单身至今。

　　80年代相聚一堂

　　1955年新疆自治区成立时，全疆有少数民族干部4万6千人，1965年增加到6万7千人，而1975年时，已经达到9万3千人。1985年时候，则迅猛达到19万2千人。而此时，全疆被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有2万4千多处，其中伊斯兰教活动场所达到2万3千9百座。教职人员达到2万8千多人。

　　各种由政府推进印制的宗教图书，经过新华书店等渠道，在新疆各地流通。这时候的民族关系，出现了和谐局面。此时，“六五”时期第一阶段(1978-1985)已经完成，工业、商业等各领域都同时迅猛发展起来。比如早在1962年，兰新铁路已经将铁轨直接深入到首府乌鲁木齐市。

　　以交通为介，也促使了新疆各族人民的频繁交往，以及和内地的交往。

　　1983年起5月，新疆首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而彼时，维汉通婚虽然已经从法律上被允许，但实际操作时，依然显得谨慎。直到1986年，不同民族的男女，登记时，仍会被延长办证时间，有关部门的目的仍然是要申请结婚者能够慎重地考虑自己的婚事。

　　段蔷记得，在1985年之前，乌鲁木齐的最高建筑是友好路上的八层楼的宾馆，二路公共汽车正好从那里经过，后来歌手刀郎把这些写进了他的歌词中。“八楼”对面是北艺公园(即现在的儿童公园)，那时公园还没有完全建成，是一片树木和荒地，每天下午，都能看到维汉各族的朋友在那聚会，他们用普通话和维吾尔语聊天，喝一种叫做“红柳河”的白葡萄酒，一块零八分一瓶，既便宜又非常好喝。

　　上世纪80年代的乌鲁木齐，就像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一样，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当时乌鲁木齐成立了许多文学社，譬如太阳人文学社，社员大约有上千人，维汉各族青年相聚一堂，谈天论地，各种铅印、油印刊物遍地都是。

　　如今身为某机关公务员的袁遇春，很怀念80年代自己与维吾尔族朋友的交往往事。那时因为工作关系，他经常活动于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那里是南城，靠近二道桥，当年有很多维吾尔族人摆摊经商，袁遇春也想做点瓜果生意，又苦于不懂市场行情，就找到在火车站结识的一位维吾尔族朋友帮忙。

　　两人开始合作，一起开着卡车，拉着瓜果，聊天愉快，生意做得也愉快。

　　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乌鲁木齐涌入更多元的思想和文化，跟中国其它城市一样，人与人之间，不再似往日那么单纯。

　　段蔷这时开始搜集各路民歌，而当他离开城市，走进少数民族乡村时候，开始有朋友提醒他，多注意安全。但这个精通维吾尔语的汉人，却觉得越是到偏远的乡村，遇见的维吾尔族朋友，越热情友好，哪里有什么危险？

　　双语教学

　　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乌鲁木齐开始大规模城市翻新。段蔷和袁遇春都记得，友好路开始拓宽，一些高大的白杨树被砍了，乌鲁木齐最高的楼不再是“八楼”，一夜之间，乌鲁木齐多了一些有名建筑和十几栋20多层的高楼，如新疆人民会堂、自治区工会大厦、经委大楼等，他们忽然感到，乌鲁木齐也像个大城市了。

　　中央民族大学的马艳经过研究发现，乌鲁木齐市人口构成和内地很多城市有所不同。一般内地的城市中占人口40%、50%，甚至个别城市60%都是农业人口，而这个城市农业人口相对比较少，接近97%左右的是城市居民，农业人口不足10万人，农业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要想了解整个乌鲁木齐市的民族关系，必须从城区入手。

　　而维吾尔族聚居区二道桥地区，那时已经繁华，除了维吾尔族人，也有大量的汉族人在此居住和经商，彼此之间和谐共处。

　　杨善顺是江苏扬州人，2008年来到乌鲁木齐，现任《新疆经济报》时政部的主任。在来此之前，他曾在广州《中山日报》工作多年，当时他厌倦了都市的生活，想远离压力，寻找“灵魂放荡不羁”的异域风景和生活，便决定到新疆。起初只打算短住，结果来了乌鲁木齐，就住到今天，娶妻生子，落地生根了。

　　刚到新疆时，他曾拉着一位维吾尔族的朋友问：“你上班时，会骑马去吗？”现在，他依旧带着扬州口音，说起当年刚来时，一点不觉得维吾尔族的朋友难以相处，彼此虽然语言不太通畅，但一个微笑，能让彼此成为朋友。

　　第一年，他住在新华南路，那里属于南城，维吾尔人聚居区，房租并不太贵，他经常加班晚归，独自走路回家，路过那些维吾尔族人的家门，望着里面的灯光，以及具有民族风格的装饰，总感到惬意。他曾走进一家看着不起眼的维吾尔族饭店，一进去就惊呆了，屋内都是手绘的维吾尔族传统绘画，木隔间挂着毛毯，很有艺术气质，从那以后，只要有朋友来乌鲁木齐，他就会带着去南城这些维吾尔族人开的饭店，欣赏一种别样的民族风情。

　　新疆流传着这样的民谚：“回回两大行，小买小卖宰牛羊”；“回回两把刀，一把卖牛羊，一把卖切糕”；“回族三大行，羊肉、馒头、贩油粮。”类似的谚语在新疆回族穆斯林中妇孺皆知。这些谚语形象而又生动地概括了穆斯林商业经营，尤其以经营饮食业的人为多。

　　在新疆的各民族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七个民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有各自的风俗习惯。

　　维吾尔族学者吐尔文江，伊犁人，在乌鲁木齐生活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会时常到二道桥采购，这里维吾尔族人的日常用品丰富。这里进口超市的货品大多来自伊朗、土耳其；而汉人生活区的，可能大多来自美国、日本、韩国。

　　在巴扎里，各族之间商业往来，也客观上体现出彼此尊重。乌鲁木齐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很多维吾尔族和汉族的青年，来这里散步，聊天；而孩子们，则喜欢到这里的游乐场玩耍。广场上，大爷大妈为主，有汉族有维吾尔族，跳的都是维吾尔族传统舞蹈。

　　但2009年7月5日那天之后，情况有了变化。那天发生了暴乱事件，当天杨善顺就搬家了。“心里怕。”他坦言。

　　那段时间，他几乎没再去过南城二道桥和国际大巴扎等地，有外地友人来，实在没办法，就开着车带友人去转一转，但不会在那边吃饭。

　　2009年的7·5事件，是一个明显的时间节点，那天之后，二道桥等南城维吾尔族聚居区里原来居住的汉族人，大量搬迁到城北，而空出来的房子，很快被来自南疆等地的维吾尔族生意人租住下来。

　　如今，对于陌生人，杨善顺会提高警惕，而对报社内部的熟悉的维族同事，一切都还是照旧。

　　多数在乌鲁木齐的汉族人，并不会维吾尔语，他们平日主要活动范围，还是城北，周围大多是说汉语的人。

　　而对于维吾尔族人，最近这些年学习汉语的陆续多了，这被视为能获得更好工作机会的一项基本技能。

　　西北师范大学李文涛撰文称，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新疆学校课程主要是用维吾尔语授课。到1984 年自治区党委印发的(1984)3 号文件，双语教学初步发展起来。1992 年之后对双语教学的要求逐步正规化和系统化。

　　2006 年起，自治区学前双语教学全面启动，到此阶段双语教学已经贯通于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每一阶段当中，成为少数民族教育的大势所趋。

　　可维吾尔族学者马合木提介绍说，双语教学的实际效果，还有待提高，他的切身感受是，自己的两个儿子，无论汉语还是维吾尔语，都说得不好。

　　作为新疆社科院的学者，马合木提最近前往和田等地，调研各地双语教学现状。目前，新疆的双语教师绝大多数是在大中专院校学习过若干年汉语的少数民族毕业生，基本上没有接受过专门的系统的双语教学培训。